让给劳动者造成健康伤害的企业提供不利于自身的证明，而一旦劳动者通过职业病鉴定机构诊断患上了职业病，就需要企业出钱，这是一种怎样的制度逻辑?

不少医生认为：“得了职业病，还得单位开具证明才能鉴定，说是让高污染企业凭良心办事，其实恰恰给企业留下了能钻的空子，帮助企业推卸了责任。”在用人单位不愿“自证其罪”的情况下，这个规定人为增加了职业病检查的难度，抬高了职工维权的门槛。它到底是有利于劳动者的职业病防治，还是有利于维护用人单位的利益，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张海超为证明自己患病而不惜“开胸验肺”，他挨的那一刀其实也砍向了“有病”的职业病鉴定体制。按照国家职业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职业病的鉴定由当地职业病防治所进行，正是这种“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垄断式、封闭性制度设计，将职业病患者逼入了一个“说你有就有，说你没有就没有”的绝望境地，除非你有超出常人的勇气，以极端方式寻求制度外的解决之道。可是，有多少人敢于“开胸验肺”，以巨大的风险成本来换取那一点并不能完全指靠的希望?

10.某种意义上，张海超与《职业病防治法》《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堪同孙志刚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相提并论。唯有修订职业病诊断法，“开胸验肺”事件才可言“解决”。也唯有如此，张海超“开胸验肺”的悲壮，才真正有所价值。就目前而言，《职业病防治法》和《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有两项漏洞，成为众人讨伐的靶心。其一，看职业病必须由工作单位提供资料。其二，职业病鉴定要交给一个垄断的机构。前者实质上是要求用人单位“自证有罪”，因此，会导致用人单位积极逃脱责任和义务;后者则是一种权力垄断，使得职业病鉴定很难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衡。倘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是有缺陷的制度，让张海超维权之路，变得漫长而艰难。因此，舆论要求修改《职业病防治法》的呼声愈来愈高。面对职业病防治所与企业“合伙’’把尘肺说成肺结核“权力诊断”的仅仅是张海超一个人吗?就在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发生后，郑州市卫生局宣传处处长虞继亮7月30日称，张海超的4名工友也被确诊为尘肺病。对此，网友“偶也脑残’’批评道，“卫生部对‘个案’思考与公众对‘个案’的思考，处于冰火两重天，一冷一热，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个别政府部门对百姓利益诉求的巨大冷漠。”那么，需要多少人付出健康和生命的代价，才能唤醒法律和体制，去做出必须做出的改变?要制度设计者来承认所设计的制度有漏洞并尽快纠正，显然是一个极大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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