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病情被用工单位故意隐瞒，导致健康严重受损，一度求治无门，张海超是不幸的;张海超又是幸运的，在“开胸验肺”事件被媒体曝光后，他受到从中央到地方的高规格关注与慰问，得以进行治疗。但在张海超身后，有多少农民工正在维权的路上举步维艰、在沉默中忍受病痛的折磨，甚至在当事者推诿中，不了了之?

2009年8月5日，长期为农民工工伤维权提供法律援助的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提交了一份《农民工工伤保险问题研究报告》。报告共收集整理329件农民工工伤案件，涉及农民工344人。报告显示，工伤认定程序漫长、维权成本高、行政执法部门缺位等问题，成为当前农民工工伤维权的“拦路虎”。

上述那份调查显示，工伤认定程序平均需要16个月。表面上看，难以认定的原因是农民工与用工方之间的劳动关系不明确，深层的原因则是非公非农的身份，导致了农民工进城务工一直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并不是农民工不想签订劳动合同，也不是不想有工作证、工资条、出入证，而是企业为了事后推脱责任根本就不愿做这些事情。在一个劳动力买方市场的大背景下，蜂拥进城的农民工能够找到事情做已经很不容易，哪里还有更多的谈判筹码?

导致农民工工伤维权艰难，最根本的原因依然是当下社会结构中农民工尴尬的身份问题。维权成本高，客观地说，这只是一个相对的说法，城市工人工伤维权的成本并不比农民工的低。甚至，很多情况下，仲裁机构、法院还因为受伤害者是农民工，而启动了简易程序，尽量快一些解决问题。然而，即便这样，对于“无根”的农民工而言，仍是无法承受的沉重负担。很简单，农民工与城市毫无联系，无法生存，一旦丧失了劳动能力一天也呆不下去，只能尽快返乡。君不见那些一代农民工，在城市打工逾30年也没能在城市里立足。

9.张海超的床头摆放着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以及不少与职业病防治有关的法律法规，收集这些资料的过程正是张海超寻求职业病鉴定保护屡屡碰壁的过程。申请职业病诊断手续烦琐，是劳动者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规定，申请职业病诊断时应当提供：①职业史、既往史;②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复印件;③职业健康检查结果;④工作场所历年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资料……其中多项都须弱势的劳动者向强势者索取，与虎谋皮，结果可想而知。只为了获得这一求诊“资格”，张海超上访两年，以致丧失了最好的治疗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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