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中国“三汽”是如何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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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河南省汝州市往西，行程5公里左右后，便是著名的“拼装车一条街”，公路两侧停靠着面包车、市政洒水车、小轿车、油罐车等各种车辆，绵延10公里左右。这里的家家户户基本都从事汽车改装，也有人戏称此处为“中国三汽”。记者调查发现，大部分经过翻新改装的报废车流入了农村，有些被当作校车接送学生。但当地交警大队却否认有报废车流向非法拆车厂。(3月21日《中国青年报》)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曝光汝州类似事件了。非法产业猖獗原因何在?如此大规模的违法生产活动，除了暴露当地在执法监管方面有重大失职之外，更有深层次原因。

　　“中国三汽”虽然山寨，却能带来GDP和税收，拉动就业，这或许是政府睁只眼闭只眼“乐观其成”的原因。另一方面，需求日增、又难以承受正规车辆价格的农村消费者，客观上助推了“中国三汽”的发展。

　　是什么造就了中国“三汽”?

　　在汝州著名的“拼装车一条街”，报废车翻新、改装、出售赫然形成了一条黑色产业链，以至于这里被戏称为“中国三汽”。能拥有这个响当当的“名头”，当地拼装车泛滥可见一斑。

　　报废车翻新后从这里大量流入市场，真令人不寒而栗，这种不合格的车辆发生意外的几率极高，一旦造成事故，后果不堪设想。就是这么一个社会危害极大、国家明令禁止的行业，居然在汝州做大做强、蔚然成风，乃至远近闻名，个中缘由，发人深思。

　　首先，当地政府监管不力是肯定的，但究其深层原因，恐怕不是不力，而是监管部门压根儿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个浅显的道理是，这一行业生意如此红火、在当地绵延十公里，监管部门怎么可能不知情?当然，“三汽”也不是没有遭遇过风声禁的时候，但“有关部门一查，拼装车的生意就会匿迹，但过段时间，还会照常开业”。

　　监管部门知情而纵容默许，只能说明这一行业与当地利益联系得太紧密了。一方面，报废车翻新市场可以为当地拉动就业，带来税收;另一方面，当记者就此事采访时，连当地交警大队的工作人员都说“没有那回事”，如此卖力充当“保护伞”，很难说这里面没有利益输送。

　　其次，汝州的报废车翻新泛滥的现象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是一项专营的特种行业，国家规定每个地市只允许一家国有专营的报废汽车回收公司存在。如果报废车进入正规回收渠道，就会被销毁，不可能有翻新的机会。

　　事实上，与汝州市情况相仿，在国内一些城市，国有专营的报废车回收公司无人问津，“黑市”回收却生意火爆。劣币驱逐良币的根本原因，在于非法渠道的回收价格要比正规渠道高几倍，车主受利益驱使，很容易让报废车流入“黑市”。

　　从以往的实践来看，实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的城市，报废车回收率都比较高。由是观之，打击报废车翻新，让中国“三汽”彻底“破产”，固然需要地方政府铁腕出击、严格执法，但适度提高报废车回收价格、压缩“黑市”的利润空间，才能从根本上斩断报废车背后的利益链条。(光明网/段思平)

　　“中国三汽”背后是地方保护作祟

　　坐上这样的“改装车”,连基本的安全都得不到保证,令人心惊。更为可怕的是,这些组装车大多流入农村,有些竟然被当做校车来接送学生。然而,在心惊肉跳之后,笔者感到更多的是愤怒和不解。

　　不解之一,报废车辆的零件如何能够顺利地流到黑工厂?国家对报废车辆管理有严格的规定,除了强制报废、强制回收、强制切割外,明令禁止报废车辆零件以任何形式重新流入市场,为什么在当地买卖报废车辆零件却如此自由?

　　不解之二,“改装车”如何能够在当地顺利生产并流到市场?从报道的情况不难看出,当地已经形成了生产“改装车”的产业链。面对绵延10公里的“生产规模”和种类齐全的车型,别说生产、运输、销售的组织者,就连身在其中的普通打工者都心知肚明,监管部门的信息难道就如此闭塞?

　　不解之三,“中国三汽”为何能够一步步做大?国家对“改装车”的打击一直在持续,非法出售组装改装汽车早已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生产者、销售者、管理者不可能不知道。

　　当地政府虽然也曾对此进行过整治,但“有关部门一查,拼装车的生意就会匿迹,但过段时间,还会照常开业”。这种现象的产生,与监管部门履职不作为、执法不到位直接相关。

　　应当说,只要监管部门在“改装车”的零件来源、加工制作、运输销售、日常监管哪一个环节上稍加重视,这样的非法车辆要想流入市场都是不可能的,更别说形成“中国三汽”这样的规模了。

　　但遗憾的是,如此多的职能部门、如此多的监管环节,在现实生活中却常常形同虚设。它的背后是地方保护主义抬头、部门利益作祟、监管人员放纵不法行为,这才是真正可怕之处。

　　面对带着地方保护主义烙印的“中国三汽”,人人都是输家。管理者失去公信力,消费者失去应有的保障,而靠制售“改装车”发财者,最终也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逃脱不了法律的严惩。

　　看来,从根本上杜绝制售“改装车”的不法行为,铲除“中国三汽”的生存土壤,一方面要彻底打掉地方的“保护伞”,看好自家的门,管好自家的人;另一方面要加大查处力度,依法惩治不法者。这两手都得硬。(光明日报/徐 娟)

　　还有多少地下“三汽”?

　　此前，媒体刚报道过湖北十堰市的非法汽车拼装产业：每年超过万辆的生产能力，从零配件加工、厢体改造、整车组装，到提供整车出厂合格证，协助上牌等，在当地已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这两个地方的拼装汽车产业有一个相同的“雅号”：中国“三汽”。“十堰造”、“汝州造”……正在快速驶入汽车社会的中国，还将诞生多少类似的“三汽”?

　　事实上，很多地方都存在类似的地下汽车拼装产业，改装车、拼装车并不鲜见。这可以从一些地方交管部门时不时宣布的查获多少辆非法拼装车的“战果”中，窥得一点端倪。国有报废汽车回收公司的生意冷清，也足以说明问题。按国家相关规定，报废汽车回收属于特定行业，每个地市只允许一家国有专营的报废汽车回收公司存在。

　　以汝州为例，当地的专营公司“已经好几年都没有生意了”。全国的情形也差不多，大量“三汽”的存在，不仅严重削弱了报废汽车国有回收主渠道，也几乎每天在浪费资源并制造着大量交通安全隐患。

　　报废汽车回收行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畸冷畸热的情形?首先，政策性障碍是导致报废汽车流入小拼装企业的重要因素之一。国有专营公司只能按废旧金属的价钱来回收报废车，这样的价格很难拼得过那些零散的小拼装企业。

　　在2010年7月公布的《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中，对汽车发动机、变速器、前后桥、转向器、车架等五大零部件总成“解禁”，更使得报废回收雪上加霜。

　　政策规定了报废汽车处理的主渠道，市场却又指向一条可以产生高额利润的地下渠道，二者竞争力强弱立判。正如汝州当地一位知情人士所言，一辆报废车卖给国有公司也就四五千元，而卖给拼装企业能赚大几千元;若是翻新，赚得更多。

　　其次，监管部门的放任甚至涉嫌“洗白”拼装车，也难辞其咎。十堰、汝州两地的地下拼装市场都曾被当地政府高调查处、整顿。然而，越整顿越混乱，所谓“彻底整顿”云云，不过是做给别人看的样子罢了。凡此种种，只能说明，这个非法的“三汽”在当地早已坐大并且半公开化。地方政府暧昧的态度本身，其实就是一种纵容。

　　从相关报道可知，拼装市场从零配件开始，到整车出厂，几乎每个环节都离不开监管部门的“高抬贵手”、“翻云覆雨”。也因此，在这一产业链中，诸多监管部门并非仅仅是拿点好处费那么简单，而应该是全方位的深度参与。没有这种高度默契，那些“黑工厂”的神通根本不可能放出来，更不可能形成生产力。(中国青年报/胡印斌)

　　“中国三汽”有哪三奇?

　　隐患重重的改装车，竟然成了接送孩子的校车，真令人无语。而这一切，全拜“中国三汽”的“神奇”所赐。

　　一奇市场之大。报废车辆经村民们一拆一装，获利惊人。“拼装车一条街”竟然把业务做到了全国，你能说不够神奇?正规的废旧汽车处理部门去哪了?

　　二奇监管之松。与报废车回收市场和“拼装车一条街”的火爆相对应的是政府职能部门监管上的无作为。按照国家规定，对报废汽车回收企业实行特种行业管理，实行资格认定制度，每个地市只允许一家国有专营的报废汽车回收公司存在。

　　但汝州报废汽车回收公司“已经好几年都没有生意了”，而此地的生意却异常火爆，小作坊都大张旗鼓地在门外招牌上写着“报废汽车回收、废旧金属回收”。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事实是:“拼装车一条街”闻名遐迩，在光天化日下公开进行，当地工商部门和交警部门竟都表示不知情，可能吗?

　　三奇猫鼠同盟。比监管不作为更令人气愤的，是管理部门对于报废车回收和改装的默契配合。媒体披露了三件事值得关注:第一，各拼装厂都挂着由官方颁发的招牌证照，这在客观上为其拆解、拼装行为提供了便利条件;第二，有车辆是直接从交警队送来的报废校车;第三，村民称，他们可以把没有任何手续的“汝州造”拼装车送上高速公路，“交警不会查”。

　　有暴利的驱使，有各职能部门的睁只眼闭只眼式的监管，再加上某些公职人员的默契配合，还什么样的奇迹创造不出来?汝州的“中国三汽”正是这样炼成的。这样的经营头脑和创造力，怎么就用不到正途上呢?(武汉晚报/辛木)

　　畸形“中国三汽”是公权沦陷标本

　　非法厂家已是大规模公开化、产业化，如果还将责任推向厂家狡猾或某些执法人员失职、渎职，那就太不诚实了。试想，绵延10公里的非法厂家，他们不但公然违反法律，而且严重威胁到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危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执法人员、执法部门、司法机关、当地政府、当地人大代表、当地媒体难道都看不到吗?权力如此集体缺位、沦陷，难道不是体制之痛吗?

　　更让人心痛的是，这种制假售假的“产业化”不仅在河南省汝州市，在湖北十堰市，报废汽车翻新也极具规模;不仅在汽车报废行业，在其他行业同样是泛滥成灾——“瘦肉精”，“地沟油”，泄露公务员考试、司法考试、英语四六级考试试题，“产业化”的阴魂无处不在。

　　要改变制假售假“产业化”现象，就必须改变公权力集体沦陷现象，而这就必须深化体制改革：要加强对执法的监督，改变GDP挂帅的考核标准，加强对主要领导的“问责”;要让人大能更有力地监督政府;要让新闻媒体能更自由地揭露社会丑恶现象，监督和批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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