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各人在此事件中的角色分饰、责任区分，却被这份语气匆匆的“判决书”统统省略。但是，行政问责不能覆盖法律追究。《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规定，“职业病诊断机构依法独立行使诊断权，并对其做出的诊断结论承担责任”，针对“出具虚假证明文件的”，“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广东南方报业网有文章写道，为什么“凭胸片肉眼就能看出是尘肺”，郑州职防所竟然“做出这么低级的误诊”?这样的悬疑必须进行追究。“撤销尘肺病诊断资格”显得避重就轻。如果技术水平低下导致误诊可以解释和推脱一切，难保不会有更多“专家”有恃无恐，以专业为武器，做杀人不见血之事。而且在当前医疗技术水平下，区分尘肺病和肺结核并不难，为何有关职能部门非要等到媒体“曝光”、社会持续关注、省部级领导批示后，才想到查漏补缺呢?

6.虽然自己的病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说法，但张海超心里并不轻松，因为他的维权之路远没有结束。张海超说，他现在在等两个结果，一个是伤残鉴定，不知道是一级伤残还是二级伤残;另一个是郑州市组织专家给他制定的有效治疗方案。“因为这两个都牵涉到我的职业病赔付预算。”张海超说，“问题是郑州市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当年根本没有给他买工伤保险，只有一个商业保险，现在这个保险已经失效了，所以整个赔付都要由公司来承担，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公司的态度。”

根据以往的惯例，张海超只能拿着伤残鉴定的结果去向振东公司索要相当于工伤保险同等金额的赔付，这将是一条漫长的维权之路。而这对于一个因为一天也拖不起、为了救命不惜“开胸验肺”的“尘肺病”患者，几乎等于让“开胸验肺”白验!这个问题的沉重，还在于这不是张海超一个人的悲剧：全国2.25亿农民工中，竟然只有4 942万人加入了工伤保险。本来，农民工大多从事危险系数最大的行业，解除因高风险而造成的后顾之忧，尤其需要参加工伤保险。否则，一旦像张海超那样，与等死无异。

这是一个更加冷酷的事实。如果说此前为了证明自己患上尘肺病，张海超不得不开胸验肺，已经让人们看到了一位农民工的悲哀与不幸;那么当其尘肺病已被认定后，却又拿不到一分钱的工伤保险赔付，就更令人倍感辛酸。这不仅意味着张海超此前所做的一切努力(包括开胸验肺)都已化为乌有，同时更为以张海超为代表的农民工的整体命运作了一个冷漠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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