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新闻记者》和吕怡然自己来说，每年的“十大假新闻评选”也承受了各方面的压力，各种关系网在“评假”时都或明或暗地发挥作用，希望不要把假新闻评上去;也有的领导认为《新闻记者》作为上海市的地方媒体不要过多干涉外地媒体的事情。“这些都是很为难的事情。但八年来‘年度十大假新闻’没有退缩，绝大部分评选都是经得起检验的。”吕怡然说，“希望藉此为记者的工作敲响警钟。”

6.2009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一些文化界的政协委员对某些媒体发起“攻击”，成了政协会上的“另类新闻”。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主持人倪萍在谈到一份杂志对她所做的报道时，颇为愤慨地说：“除了我的名字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据说这是一份发行量极大，名气不小的杂志，曾经两次报道倪萍，每次都有5000余字，但是从来就没有采访过她。倪萍对此不满，而编辑还劝阻她：“您别起诉我们了，我们说的可都是您的好话呀。”

无独有偶，同为政协委员的歌唱家郁钧剑听了倪萍的“控诉”马上表示，他也遭遇过类似的事情，也是那本杂志，发表过一篇文章，介绍他和妻子如何相亲相爱，但是，“除了我和我爱人的名字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看完文章我自己都觉得肉麻。”同样，编辑部给郁钧剑的答复也大言不惭：“文章是我们编的，可都是说您好话的呀。”

而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的“待遇”也很惨，他说曾有媒体绘声绘色地报道他带一个受资助的孩子出国，他女儿又如何经营着一家大型文化公司。姜昆说，“连我都不知道，记者就报道了，令人哭笑不得。……我劝这些人自重!”

政协委员们不约而同地指斥传媒的虚假报道并非巧合。这恰恰表明，有些传媒全然无视新闻真实性原则，践踏职业道德，挑战职业规范，已经到了明知故犯、为所欲为的境地。诸如此类的现象早已发生，并仍在不时地出现，只不过在政协会议上，文化界名人云集，展开了一场“集体控诉”罢了。那些惯于和善于造假的记者编辑，荣辱不分，是非颠倒，把编造故事和新闻报道完全混淆，把弄虚作假移花接木当作家常便饭，根本就没有羞耻感、责任心。

可惜，尽管时常听闻有人抱怨这些传媒的肆意造假，他们却一如既往我行我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事人并未真的诉诸法律，甚至也未向主管机构举报投诉，致使造假事件每每不了了之。何况，有些造假确实“都是说好话呀”，似乎并未侵害他人的名誉，告他什么呢?于是，客观上便是宽容纵容，为虎作伥，导致虚假新闻报道没完没了、无休无止，传媒的公信力遭受莫大的损伤!

7.新闻贵在真实和客观，这是新闻界的金科玉律，也是新闻从业人员和媒体机构应该恪守的基本准则。然而，时有发生的虚假新闻却让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人在搞虚假新闻?为什么要炮制虚假新闻?炮制虚假新闻的媒体及记者，其客观公正何在，其职业道德何在?

应该看到，在媒体的市场化浪潮中，一些新闻从业者违背新闻的真实性原则，践踏职业道德底线，或捕风捉影、胡编滥造地传播尚未被证实的小道消息，或无中生有，凭空炮制出能够引发轰动效应的“独家新闻”。在某种程度上说，产生虚假新闻的根源是媒体的商业化追求。一些媒体在竞争中被蒙蔽了良知，经营意识增强的同时道德意识却在逐渐减弱。它们为了吸引受众眼球、制造轰动效应，为了追求高点击率，在竞争中求得一席之地，放松了对新闻的把关。被视为新闻的生命的“真实、准确”，成了次要甚至可有可无的摆设。这种蓄意炒作的方式，不仅违背了媒体的基本职业操守，也给自身的公信力造成了严重损害。虚假新闻泛滥的背后，显示出的是千疮百孔的媒体信用。而信用的缺失则在受众中引发“破窗效应”，当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地发现，新闻媒体也存在着“说假话”、“乱说话”的情况时，媒体公信力也轰然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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