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有关规定，在强制抽血的检验结果出来前，有醉酒嫌疑的驾驶员应该被控制而不能放回去，除非当事人出现身体条件不允许的特殊情况。如此看来，番禺警方对醉驾官员梁某的惩处就有了袒护之嫌——这种做法，既伤害了整治“酒后驾驶行为”专项行动的公信力，也容易使醉驾问题转化为领导干部和民众之间的矛盾。

醉酒驾车是一种普遍性、平均分布的问题，人人都可能醉酒，人人都可能开车，人人醉酒开车都会危及交通安全。所以，醉酒驾车是醉酒者对公共规则和公共安全的侵犯，是醉驾者与公众的矛盾，而不是富人与穷人、民众与官员、强者与弱者的矛盾。也就是说，公众的“敌人”是无视法律的醉酒驾车者，而不是官员或者富人。

但是，如果执法者在整治“酒后驾驶行为”专项行动中不能公正执法、严守程序、严格执法、一视同仁地惩处每一个违法者，就会很容易激起民众敏感的愤怒，从而使本属公共矛盾的醉驾问题演化为官民矛盾、官民对立，甚至官民冲突。

如果平民违法必究，而有些官员则能依靠权力的羽翼轻易逃脱法律的惩罚，这将使法律缺乏公信力。在这种语境下，公众将会对“公正执法”充满怀疑，对法律能否平等地惩罚违法的官民充满不信任。因此，每逢有针对某个社会问题的专项行动，舆论的眼睛总是本能地顺从着民众而紧盯官员群体，很自然地将“能否一视同仁地惩治官员”视为执法是否公正的衡量标准，以“有罪推定”逻辑紧盯每一个执法细节，试图从中找出证据印证自己的猜想。

在这种舆论的聚光灯和放大镜下，执法者哪怕有一点儿程序瑕疵，也会被敏感的舆论抓住不放，成为公众发泄不满情绪的出口。一起普通的社会事件就可能激化成严重的官民矛盾，邓玉娇案是这样，胡斌飙车案也是这样。番禺警方违反程序让醉驾的纪委书记“照常上班”，显然使矛盾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将矛头指向醉驾者，而指向官官相护，指向法律对官员的包庇，指向违法不受追究的特权。本是醉驾者与公众的矛盾，很可能演化成民众与官员群体的矛盾。

这种矛盾转化，既使整治“酒后驾驶行为”专项行动的公信力大打折扣，又激化了官民冲突，更有害于醉驾问题的整治。如果官员违法受到袒护，人们还有什么理由尊重法律呢?人们可能因此沉浸于官民冲突的受迫害想象中，而忘记了醉驾是一种公害。

理性的执法者，应该能敏锐地感受到公众的情绪。所以，在针对醉驾的执法上，越是涉及官员的案例，越是要严格依据法律程序，严格执法，同时还要做到透明公开，一视同仁，绝不护短，借此向公众传递“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执法理念，消除公众的疑惑。

6.(1)在加拿大，醉酒或吸毒驾车属于刑事犯罪。加刑法规定，首次醉驾罚款1000加元(1美元约合1.1加元)，禁止驾驶1年;若再犯，入狱80天，禁驾两年;第三次醉驾，入狱120天，禁驾3年。若由醉驾引起交通事故，造成人员受伤的，肇事者最高可被判10年监禁，造成人员死亡的，最高可判终身监禁。

　　更多内容请继续关注 安徽人事考试网 芜湖人事考试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