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部长：我觉得经济手段不能直接化。目前提到的经济手段是一种商业保险，商业保险只能对已知自然原因的灾害做出反映，不能对未知的自然灾害或者社会根源的问题做出反映。比如，你无法为非典保险，因为不知道它要来。现在还没有听哪个国家建立海啸保险，因为很多年也不发生一次，不可预见度太高。对未知、社会原因不明的公共事件，还是需要政府作出反映。如果政府没有能力做出反映，这个社会就要改朝换代了。

　　主持人：您说得非常尖锐。

　　网友“感动也是一种精神”：在面对突发事件问题上，如何重视各种社会问题之间的联系和政策协调?

　　D部长：国家由于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收入差距拉大了。有时人们之间的感情淡了，发生了阶层对立或者利益上的差别。我觉得在自然灾害面前，自然灾害导致的突发公共事件面前，大家应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尽一个公民的本份。对社会根源的突发公共事件就难说了，这时会有利益冲突。这时更重要的是要调整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能做工作的恐怕还是政府。

　　各利益集团在面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时候还是要以大局为重。我们就是这样做的，由于下岗造成人员分流，养老金措施有问题，导致静坐、游行、示威，各级政府官员和各级党组织还是采取了尽量不让矛盾激化的方式，协调解决。而不是诉之于法院，在社会变革很快的情况下，法律跟不上社会的变化形势。食品安全预案中，规定了主管部门综合协调的职能，但是现有的食品卫生法没有赋予主管部门综合协调的能力。从这点来看，我们恐怕需要修改《食品卫生法》，并制定《食品安全法》

　　人们对待公共防疫机制还要有一个更深的认识，这是我们从非典中得到的最大教训。 我们认识到，公共卫生防疫是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我们在改进中得出的最大一个教训。

　　主持人：随后，在一系列卫生防疫体系中对可能面对的问题也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D部长：引起了人们的反思，引起人们对政府公共职能的反思。二战以后，由于工人、黑人的参战，西方各国普遍建立了社会保障，推行了社会福利政策，自称为“福利国家政策”。这种情况下，由于人口规律的不熟悉，过于乐观，导致西方社会保障标准过高和经济不可持续的问题。在撒切尔、里根时期提出反思，要求社会保障家庭分担一部分，政府只承担最低的社会保障责任。

　　这个改革是必要的，但是在改革过程中，现在有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好象所有的公共服务职能都可以市场化一样，就走过头了。非典不仅提醒我们疾病防止的公共职能，也提醒我们普及教育、社会救济包括防灾减灾，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是否都能够市场化的问题。我们鼓励民间机构、非政府机构，公民积极参加，而不是政府放弃责任，让民间机构、非政府机构、公民自救，这是非典给政府带来的最大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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