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卢汉曾经说:“随着信息运动的增加，政治变化的趋向是逐渐偏离选民代表政治，走向全民立即卷入中央决策行为的政治。”当网络参与政治之后，它将更便捷地推动官员与民众的直接对话，提高民意在政府运作中的分量。在2010年的“两会”中我们看到，网络使得公众与代表们的关系更加紧密，公众的政治参与将不仅仅限于投票，更方便了内容上的传达与参与。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网络只是嵌入现行体制内的技术工具，网络问政与民主政治是两个概念，不会自动消除现行政治的沟通难点，网络舆论不能代替正常的制度解决社会问题。一个正常的社会秩序，需要的是常态的制度化的治理，我们不能把解决社会矛盾冲突过多地寄希望于在网上闹成新闻事件，或者直接在网上联络到更高层的领导。

　　对于“两会”代表而言，偶然地从网络获取某个民意，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必须有现实的政治参与的制度衔接，网络问政才能够真正落实到现实政治，就此而言，且不说网络问政，即使现实中的政治参与，也亟待制度性的保障。

　　在网络问政火热一阵之后，我们需要的是常态化、固定化和制度化的信息沟通，必须建立起一整套公开的回复与处理的问责机制，让公众与网民参与监督。确保网络问政中民众反映的问题得到回应，贡献的智慧能够被运用到施政实践当中，从而让网络科技切实转化为执政的“生产力”。

　　7.网络具有不具名、上网的每个人都能够发表意见这样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同时也是网络问政需要解决好的问题——网络问政如何防止形式化、表面化和作秀。现在来看，政府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既然把网络问政作为一种很好的表达民意的方式，政府就应该把它制度化，落实到一些具体的部门当中去。

　　比如说如何将这些网络上分散的信息进行收集，进行分类，然后再细化到日常工作当中去，而且还急需解决怎么去回复网民、这件事情如何处理的问题。处理的过程和结果都需要公布给网民，而有了这样的机制，下一步要做的就是能否在政府网上建立一个常规的渠道，而不是再像网民发帖子这样东一句西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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