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6、当你和领导意见有冲突时，你如何做?

　　当我的意见和领导的意见发生冲突时我会做如下处理(1)、服从领导，严守纪律---这是我党的一条工作原则，我会首先按照领导的要求去处理问题(2)、假如我认为自己的方式会更好的话，那我会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私底下把自己的意见以比较婉转的方式向领导提出，私下向领导提出后如果没有被接受，还应服从。---因为我们的工作经验不足，政策水平有限。所以，要相信领导，相信组织。(3)、假如领导的事的方法违反法律，那么应当不执行领导安排，并及时向上级组织反映。依法治国是党和政府的基本治国方略，所以是不能眼睁睁看着领导违法办事而予以配合的。在不违背法律的情况下，如果觉得领导的方法不是很好，经过适当的交流后，还是应当执行领导的最后决定。

　　247、腐败问题 由双重标准想到公共汽车理论

　　腐败行为之所以难以禁绝，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种现象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比如在一个农村里出了个把在政府部门掌握实权的干部，那么他的七大姑八大姨甚至八竿子拨拉不着十竿子捣瞎了眼的人定然会找上门来，求其办这样那样的事情。十分明显的是，这类事情往往是按照正常途径所无法办到的。被求者如果给办了，对方自然欢天喜地--尽管知道这是一种“腐败行为”。如果办不到或者不给办呢?那事情就有点麻烦了，软磨硬缠者有之，当面甩脸子者有之，悻悻而去者有之。随之而来的，就是在当地对这位官员产生相当负面的评价。众口烁金，这种评价足以让他的亲人在乡亲们中间面红耳赤甚至长时间抬不起头来。

　　在相当多的人看来，同样一件事情，给自己办了就是“有人情味儿”，就是“够意思”;如果自己办不到的事情被别人办成了那就是“腐败”，甚至就是十恶不赦的行为。这种双重标准，是导致腐败行为难以禁绝的重要原因，其根源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长期形成的人情观念造成的情与理、情与法的碰撞，不仅对反腐败工作形成了严重干扰，更是导致中国法制建设步履蹒跚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此我想到了有人谈到的“公共汽车理论”。当你坐在汽车上的时候，希望沿途站点不要停车，免得因乘客过多遭受拥挤之苦;而你在站牌下眼巴巴等车时，又迫切希望车停下来，而不管眼前的这辆车是不是成了装满沙丁鱼的罐头。这与某些人对腐败行为的心态是不是有相似之处呢?

　　248、拿破仑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而孙中山说：“青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如何理解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话?

　　孙中山的观点是说我们青年人应该干大事，做出一番成就。不应该做大官，让钱财腐蚀我们(因为当时中国局势不稳定，处于内忧外患的局势。)这话的潜台词还有，当大官的人未必是做大事的人，可能碌碌无为。如果是贪官污吏，不仅对国家无甚贡献，还祸国殃民。所以，立志做大事比做大官更符合他对当时青年人的期望。

　　而拿破伦当时的军事力量很强，所以他说的这番话能鼓励士兵们的士气(也要与当时的局势联系起来，如“法兰西第一王国”)，拿破仑的话则是从军事上来说的，更大的现实功用则是鼓舞士气。当然更可以理解为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这与孙的话并不矛盾。

　　孙中山从人民公仆的角度强调，而拿破仑从进取心的角度强调。

　　249、引导学生去苏北工作，然而他个人能力可能更适合在上海引进外资等干出一番成就来，是否要按政策去苏北扶贫支农，还是留在上海?

　　决定的法则应该是你在什么地方工作能够发挥你的最大价值(市场经济法则)，就在什么地方。

　　政府可以使用“杀富济贫”的方法，用税收政策调节，比如说你在上海企业创收1000万，用500万的税去扶贫新疆地区或者苏北地区，这样两不耽搁。

　　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要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个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带动其他地区和个人。

　　250、木桶理论如何看?

　　一个由许多块长短不同的木板箍成的木桶，决定其容水量大小的并非是其中最长的那块木板或全部木板长度的平均值，而是取决于其中最短的那块木板。要想提高木桶整体效应，不是增加最长的那块木板的长度，而是要下功夫补齐最短的那块木板的长度。取决于最短的)强强联合(资产组合)

　　对自己来说，要把短板尽快补足，变成长板(团队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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