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东东莞，外来务工人员约等于本地人口的5倍，接近1000万人，地方公办中小学满足不了真正的农民工的需求，很多农民工还只能把子女留在家乡读书。有一部分农民工虽然把第二代带在身边读书，但也大多只能进民办中小学就读。这里为农民工服务的民办学校接近200所，但学校条件同公办中小学差很多。公办学校教师工资一年10-12万元，而民办学校教师工资一年仅2万多元。收入如此悬殊，农民工子女所享受教育质量也必然与公办学校造成巨大差距。

　　2009至2010学年，深圳非户籍学生56.8万人，公办学校只接纳25.3万人，不到一半。那些在非公办学校就读的非户籍儿童，还要交纳很高的学杂费才能入学，无法享受法律规定的免费义务教育。那些没有进入公办学校的非户籍儿童，大多数不是不想进入，而是因为不能满足很高的门槛而无法进入。在广东，深圳号称非户籍学生就读公办学校的“门槛”最低，但也需要父母出示深圳房产证明等5种材料才可以入学。广州、东莞等地情况也差不多。

　　令人高兴的是，上海已经取得了这样的大进步。在上海，不但公办学校降低门槛(只要两个证件)，大力接纳非户籍儿童并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还通过政府出资购买服务的方式(政府拨款)，使绝大多数在民办学校和民工子弟学校就读的非户籍儿童享受到了免费义务教育。这样的举措，不仅实实在在地推动了教育公平，也纾解着取消义务教育“借读费”后的忧虑：经费投入保障问题、公办学校教学资源紧缺问题。

　　5. 2009年《求是》杂志报道过20个地市的农民人均收入，上海浦东和江苏昆山是12000元，甘肃定西是1800元，仅农民之间收入就差7倍以上。据了解，一些地市之间的人均财政收入差高达10-50倍左右，在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的情况下，因县财政困难，无疑将造成教育的困难。

　　2008年，国务院参事在湖南某市调查时发现，在中央明确要求为公检法每人增4万元办公费的情况下，由于当地是“吃饭财政”，通过把教育和农业的财政支出降下来解决政策要求。

　　2010年在河南调查时发现，在紧临京珠高速、京广铁路的一个非贫困县，有一个县城内老初中全校4000多人，仅有两个多媒体教室。全县95%的学校师生共用一个旱厕所，厕所里没有上下水。下雨天，老师、学生要冒雨入厕。由于县财政投入困难，有的学校教师办公场所还在国家禁用的石棉瓦小房子里。财政困难还造成教师工资偏低，几个工作八、九年的中学教师，月收入才只有八、九百元，导致教师流失严重。很多中小学没有本科毕业的教师，教学质量甚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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