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服务公益组织新公民组织总干事刘文华说：在首都北京共有300所打工子弟学校，取得政府审批的仅有60所左右。其余的学校属于“非法”范围，极其不稳定。义务教育经费本来是国家承担，但是大量未经审批的打工子弟学校是享受不到这笔款项的，孩子都要缴纳学费，这对收入微薄的农民工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不是所有的农民工都能支持这些孩子读书的。

　　北京外来人口主要集中在房租便宜的城乡接合部，这些地方的公办小学涌入了很多农民工子弟。北京学生的家长面对这种情况抱有很复杂的心态。往往会想方设法地将孩子送入其他地区的学校读书。“在一些城市家长眼里，自己的孩子是不能和打工子弟一起读书的。”刘文华表示。

　　一所公办校的老师告诉记者，班上少数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更难以融入学生的群体，他们感到被老师、同学歧视，心理上压抑，严重的有很强的自卑心理，性格大多内向，不容易与同学和老师沟通。而且，农民工子女绝大多数学习成绩处于“弱势”地位，也使他们在公立学校处境尴尬，部分人不得不选择“高兴进入，无奈退出”，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子女距离公立学校渐行渐远。 一位农民工表示：“虽然如此，我也理解他们。如果我是一个北京家长，也不愿意让孩子在打工子弟为主的学校读书。”她认为，外来打工人员普遍生活压力很大，在城市打拼已属不易，在家中普遍对孩子缺乏管理，不经意间会形成一些坏习惯，孩子的学习状况也不太理想。

　　在北京东部将台乡雍家村的东北亚学校，记者看到一篇学生的作文，上面写着：“我老是换学校，经常有人从车上下来拆我们的屋子，老师哭，我们也哭，什么时候才能安稳地在学校里读书。” 一个地方要被开发，往往意味着在那里蜗居的农民工就要离开，学校也会被拆除，孩子就要到更远更偏僻的地方上学。

　　位于北京北五环外的奶西村，东北人崔克中在这里办了一家名叫文德的打工子弟学校。和大部分打工子弟学校一样，周围是大片的拆迁地。从这个地方到北苑城铁站要经过一大片没有柏油路的荒地。目前他的学校仅有200多名学生，这在打工子弟学校里规模不大。他对记者表示，办学校的校长未必都懂教育，盈利是第一位的。正是因为大量农民工子女无法顺利入学，这就带来了一定的盈利空间。一些人从老家带来了老乡亲戚就开始办学，资质很差。令他们头疼的是拆迁问题，由于没有合法的办学资质，他们随时有被取缔的风险，一般来说，他们不会被取缔，只有在这片需要征地的时候才会被轰走。对于一些抱有短期眼光的地方政府来说，经营征地是创收，而留着这些学校则是负担。在他看来，打工学校的师资力量也参差不齐，有的是有几十年教龄的退休教师，也有从未有任何教学经验的地方师范学校毕业的应届生，还有一些是曾经的代课教师，由于无法转正或工资太低而外出打工的。对于他们来说教书工作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流动很快，教学质量问题十分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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